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侧重点:产权结构还是市场结构

本文对运用SCP(结构—行为—绩效 )框架及其从行业结构的角度揭示中国银行业主要问题的思路及提炼出的政策含义提出了批评 ,认为在现代技术不断改变着银行运作机制、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的行业结构进一步向集中化发展、各个银行在努力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的背景下 ,中国银行业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率是符合国际银行业发展趋势的。中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国有银行产权结构单一 ,而不是行业集中的问题。从行业结构的角度为突破口的改革将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振荡。正是中国银行业的资产与市场份额集中于带病的国有商业银行 ,改革的侧重点就不能从行业结构的调整为起点 ,而是相反 ,要充分利用进入WTO后的有限的过渡期 ,在国有银行的市场份额发生显著萎缩之前 ,坚决地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 ,努力避免潜在金融风险的总爆发。     

城乡税制统一:基于公共财政的分析视角

城乡分割的二元税制加重了农民负担,降低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政府存在着职能缺位,这些都不利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当前统一城乡税制面临着财政资金压力、税收征管能力、二元经济结构等方面因素的限制。统一城乡税制需要逐步完善城乡税收体系、加大政府对农村公共品投入以及深化基层人事制度改革和促进农业产业化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我国制定《物权法》的基本法则和关键所在

《物权法》是确认和保护多种所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公有制优越性的重要措施。它的颁发将对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公民日益关注的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的理念,最终在这部法律中得以充分体现和真正明确。本文将从《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显著特点、主要内涵、政策导向等方面进行论述和分析,供政府、研究和企业等相关人士参考。     

产权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法治国家下的产权保护和自由交易基础上的自愿或契约式产权变更制度是产权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建立的基本条件。产权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可以减少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保持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激励机制;可以鼓励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创新。建立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的产权安排比选择有效率的产权安排还要重要。     

人民币汇率的非均衡分析与汇率制度的宏观效率

在现行制度背景下 ,本文从我国外汇市场经济主体微观行为出发 ,建立了我国的外汇需求和供给函数 ;进而分析了市场的均衡和非均衡态势 ,讨论了人民币汇率稳定运行态势后面的微观行为原因。分析发现 :1 .人民币汇率的非均衡是必然的和经常的 ,不能形成市场均衡汇率。在此背景下形成的现实汇率势必是扭曲的汇率 ,由此导致外汇资源的配置扭曲以及相应的真实资源配置扭曲。 2 .在汇率的稳定和调节机制上 ,当前汇率制度类似于“可调整的盯住汇率制” ,我国汇率制度因此具有固定汇率制的特征 ,但不具备固定汇率制的汇率稳定机制———稳定的汇率预期。 3 .现行汇率制度构成对汇率政策的严重制约 ,调节国际收支不得不倚重于直接管制政策的运用 ;货币政策丧失了独立性 ,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这种低效率表明 ,我国当前汇率制度及其微观市场安排急待改革。     

智能楼宇综合布线系统设计

简要阐述了PDS(综合布线系统)技术,并利用PDS技术设计了一个智能楼宇布线系统;在设计中介绍了PDS系统的特点、拓扑结构及工作区、水平、垂直干线、设备间、电信间和建筑群等子系统的功能。     

西部大开发中的产权制度建设

西部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产权制度的落后。西部大开发的本质是以产权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制度大变革。在这场变革中 ,应建立以现代农地产权制度为基础 ,现代工业产权制度为中心 ,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为先导 ,现代教育产权制度为龙头的产权制度体系 ,从而推动西部实现跳跃式发展。     

国企改革需要新思维

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关键之所在，就是要尽快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政党与企业的关系以及职工与企业的关系，这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前提。只有通过构筑企业利益共同体。通过借鉴国内外做法建立健全企业法人财产制度以及建立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才能真正理顺上述三者关系。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进而实现扭亏增盈才能真正成为现实。     

中国股市制度创新与规范化辨析

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股票市场 ,又一次面临新的选择 ,为解决原有制度缺陷而采取的进入、退出制度变革 ,是中国股票市场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深入分析了诱发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 ,讨论制度变迁对促进股票市场规范化的作用以及将面临的挑战。在文章的最后指出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并提出相关建议     

产权改革是经营改革的基础--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关键

一般认为 ,产权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但对于同样属于国有企业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人们却往往把重点放在经营问题上 ,以至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本文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量为切入点 ,运用模型和数据说明在产权关系不明晰的前提下 ,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对银行经营者进行监管的不良效果 ,同时论证了产权关系对委托—代理问题的决定性作用